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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峰-诗歌为什么偏爱纳雍县

2017-5-4 01:24| 发布者: zgsrzx| 查看: 644| 评论: 0|原作者: 赵卫峰|来自: 作者原创

摘要: 诗歌为什么偏爱纳雍县在坐的各位诗人,来自广州的朋友们,各位领导和老师,大家好:刚才几位发言的师长对纳雍诗歌进行了文本基础上的分析。我就从其他角度来谈点感想,带着叹号,也带着问号,来追寻一下这个被我们一 ...

诗歌为什么偏爱纳雍县

 

在坐的各位诗人,来自广州的朋友们,各位领导和老师,大家好:

刚才几位发言的师长对纳雍诗歌进行了文本基础上的分析。我就从其他角度来谈点感想,带着叹号,也带着问号,来追寻一下这个被我们一直记挂着,又一直处于半埋没状态的区域文学现象。

 

一、纳雍诗歌现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谜

 

纳雍诗歌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发端至今历时30余年,为什么会在今年两次出现聚会整合和集中研讨?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齐头并进,大家凝心聚力,构成今天这样的交流机会和平台。另方面,也体现出纳雍诗歌的新变化,也就是说,这个诗意弥漫的地方,是能动的,多方支持,新老同步,并肩往前,始终是现在进行时态。

现在进行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些年,我们也常想起,常会谈论,和思考,诗意为什么喜欢萦绕乌蒙山?诗歌为何偏爱纳雍县?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历史时期,包括纳雍在内的“贵州”是远离东亚大陆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文化中心的野外、静处或飞地,属于中原文化与边疆及民族文化融汇的过渡地带。

从明清至民国时期,乌蒙地区,乌江上游,以及纳雍县,实际上是贵州最大的流动人口集散地,除了原住民群体外,随着明清时期西南“移民潮”,先辈们当初从江南、从川陕湖广进入乌蒙地区,各个民族,各个人们共同体联系融会,他们当时最大和最现实的梦想,是生存,是生活,是提高生活质量,而这几百年,又恰好是西南、贵州和乌蒙地区综合环境相对不稳定的艰苦时期,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在40年代后,纳雍建县后的前三十年,除了古典诗词之外几乎没有新诗、新文学的产生或呈现。

若以贵阳为中心,贵州北部则属于长江流域区的乌江区间,在古代,人口的生存迁移与需要河水来指引的,人们的分布存在,通常要有一条河流陪同并且支撑和营养,让人能够定居。在这个条件选择之外,通道条件则是第二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综合看乌江流域地区是贵州相对的发达区域,因为它处在四川湖北和东部进入贵州及西南的要害处。也就是它在历史时期是中原文化进入西南的主要的必经之地。

贵州北部的毕节、遵义、铜仁三地区不仅是贵州人口数量最集中的、同时也是贵州高原文化气候相对更传统化、主流化、汉化的区域。它的文化外貌最初体现于古典诗词以及广义的传统文学方面,比如书法美术,地方戏曲等等。相对而言,这个大地块的很多少县级区域的传统文化积累都是厚重的,从沿河、思南,到桐梓、遵义,黔西、盘县。而几个文学重点比如思南、绥阳、纳雍出现在这一汉语文化背景相对浓重的地块也就不是偶然。

感受历史,想表明的是,时间顺序下的诗歌文化的延伸。

贵州近现代文化版图的开发顺序,基本也是区域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成绩的顺序。虽然这并不绝对,其中也有起伏和突出点。

这个时序当然也是喜忧参半的。

遵义地区有个著名的“沙滩文化”现象,(大约从明朝天启时代开始,以乾隆以后至道光时期为高峰期,到清末结束,非常可观的是,“沙滩文人基本是个个有诗词集”,郑珍、莫友芝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主将,他们为贵州奔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美誉。)前辈先贤及其古典诗词写作永远是一方山水的骄傲。

我们注意到,先贤们祖籍均为外省。移民及移民文化也包括古典诗词文化及传统文化的传递,对于营造地方文气、塑造地域文化、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是肯定和必须的。

 

同时,“沙滩文化”现象的“停滞”又是合符文化演进规律的。

接着,在“沙滩”现象的旁边,出现了绥阳诗歌文化现象。

相对来说,同样称为诗乡的绥阳县和纳雍县一样,有“三多”,诗人多、作品发表多、文艺著作出版多。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670年代直至80年代前期,绥阳县的诗人在《人民文学》、《诗刊》发表简直是见惯不怪的常事。

90年代初期及全国性文学的边缘期开始之后,绥阳县诗歌创作的井喷现象或代表作用发生了变化。它虽然没有像沙滩文化现象那样几乎停滞,但已慢速。

这也是合符文化演进规律的。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时代需要诗歌,时代对诗歌与诗人的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

再接下来的发生我们都知道了。30年绥阳30年纳雍。纳雍县接过了这个诗歌接力棒。

这个接力的条件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当然前面说到的人群移动迁移的影响。其实今天看,上千年几百年来的“移民”或说人口流动行为,给贵州的区域文化及文学的多元共生格局、以及多样交叠状态打下了必然与自然的基础。也初步形成了贵州地方文化包括诗歌文化的前提,或说就整个贵州区域看,这种格局仿佛在数百年前就已预定。

其次是本土区间较早进行创作的前辈,作为移民后代的他们,承接传统文学及古典诗词文化,毕节地区每个县几乎都有像罗绍书、陈学书这样的热情而执着的文学先行者,这种氛围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但是是必要的。其实也正如陈绍陟、空空们对纳雍诗歌的影响作用一样。

另个接力条件是传统诗歌文化资源,正如前面说到的乌江流域及乌蒙地区是文化气候相对更传统化、主流化、汉化的活跃区域。这种可持续的文化氛围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再个接力条件,则与当时即80年代开始的种种全国文化、文学及诗潮有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贵州诗歌重新开始了与全国诗歌行进的新一轮接轨,只是,这一次主要由纳雍及乌蒙区域诗歌来担当主力军之一。

80年代,是国门开放,知识为本的时期,更是新一代纳雍人重新自觉,感悟社会大小环境、身心内外环境的开始。由此涌现一大批诗人歌者,这一群生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的歌者,是幸运的,也是辛勤的,他们共同垫高一个地方的精神环境,充实了贵州诗歌史。

这似乎是一种注定。

一方面,当时还是青年一代的以60后为主体的纳雍写作者恰好处于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我们会注意到,纳雍诗人几乎都有外出的经历,高考恢复,他们陆续出山出省甚至出国,身入各种大专院校,这种“外遇”是重要也是必要的,它既包括知识的吸收,也包括“生活在别处”精神体验和情感积累。

近年来,“诗和远方”的说法比较流行,远方也是别处,它意味着经历、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比对、回望,整理。(比如陈绍陟、空空、王明贵,西篱等都进入大学离开乌蒙,更广泛些说,这群早期的歌者也包括纳雍隔的同类,比如刘群峰,张培立,流韵,禄琴等。)而以前也常被提到的毕节师专诗歌的“杨家塘现象”,也属于这类情况。

作为纳雍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身心相对丰满,熟悉农村环境,了解城市环境,记忆与现时在他们身上得到碰撞和交汇。他们基本上受过高等教育,这形成了他们起点高,吸收能力强,也加速了他们与全国性诗潮靠近或接轨的可能性。

但在纳雍知识群体这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诗人?这似乎是一种反常。这次开会名单上的纳雍诗人名字就有80多位,据说有150位,如果更广泛地包括古典诗词写作者,那就更多了。

似乎唯一能解释的理由就是,这块土地除了自然资源与农作物,还适合诗歌的生长,适合诗人的成长。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或者诗意地说,也可谓是一种注定。

一个人一群人为什么会和诗歌有关?诗歌为什么青睐乌蒙山,诗歌为什么偏爱纳雍县,这,也可以不需要理由,这是一种注定,一种缘份。也是一种心瘾。虽然不同的诗人上瘾的程度和反映程度有所不同。

它更是一种谜,可以了解和理解但不必解答的谜。为什么纳雍更适合诗歌与诗人的生长,不是非得到一是一二是二的明确答案,我们完全可以说,此题无解。悬念,本身就是一种诗意。

从前,现在和以后,每当我们说到诗歌贵州,提到乌蒙,想到纳雍,首当其冲的反应就是,这是诗人成群结队出没之区,他们像野兽,像夜游神,像蝙蝠,像很多可以像的物种,原因却是说不清,道不明,是个谜——这种感觉真好。这,对于纳雍,应是不朽的自豪的文化特色,时光赋予的经久不息的安慰。

——我这里的关键意思是:纳雍诗歌现象,一个众所周知的谜

 

二、胸有成竹地对待传播这把双刃剑

 

纳雍诗歌现象及其成绩有目共睹,诗乡或诗县的美誉也不时传扬,1989年和1994年召开两次总溪河笔会,今年可能算是20多年后的第三次,开始了规模化整合。这个变化或说后发现象也值得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及之后,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袭击,文学边缘化,这对刚成型的纳雍诗群产生分化打击;然后,世纪之交以来,往昔的60后诗群随着各自的事业、生存、职业和兴趣等情况,与诗歌有所疏离,但是它并未休息,始终呈现顽强的生命力。能在乌蒙谷地能在高寒山区生长的物种,都有强硬的骨头,怎么可能就地随意倒下呢。

如果略微偏见地看,纳雍诗歌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虽然早生,却又总是琵琶半遮面的状态,这与纳雍诗群的写作、传播与交流习惯有关。相对而言,抱团前进与积极向外拓展宣传的意识可能相对欠缺。从传播角度说,旁证、客观指证远比主观的自我命名更有效得多,但自我主观的挺身而出,又是非常必须的前提条件,我们会注意到,关于纳雍诗歌的命名与论证,并不多见,并且多是由非纳雍人来零散进行的。

当然,如此说是指以往,今天全省全毕节市济济一堂,已表明这一环节得到了弥补。相信今后纳雍诗歌现象文学现象会得到更充分的宣扬。因为无论是从地理文化、行政区间和文学生态多方面看,这样的宣扬都是必须的。

传播以及活动是文化、文学与诗歌存在与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方面纳雍略显保守,其实又显得悲壮。

不妨和遵义地区的绥阳县略作比对。绥阳县的诗歌传播几乎始终都得到了多方面的精神支撑与财政支持,绥阳县的知名诗人离开或不在当地生活后,也会在各个方面支持,甚至是从资金上进行捐助。绥阳诗歌界的宣传意识也相当强,县文联的刊物就叫《中国诗乡》,这刊名,多大的自信!县城里的主干道就名叫“诗乡大道”,中心区还建有休闲的诗乡广场,树立着一方方刻着当地诗人撰写的诗歌,并且,它们的作者并非已经逝世而是健在的,这种认可,对于诗人无疑有着巨大的自信心与安慰感;

绥阳县还把诗歌多向延伸。县里成立有贵州首个县级诗歌学会,他们不时会奖励诗人,每个乡镇都有诗歌组织,既开办露天的坝坝小诗会,又举办县域诗歌节,诗歌与精神文明工作与行政工作如计生、城管、旅游都紧密挂钩。并非是说,诗歌非得实用或有实用行为才值得肯定,但这也表明一种社会层面的普及,是必须的。

 

而刚才我说纳雍的宣传与传播显得悲壮,是相对而言;但又确实。60后纳雍诗人,包括60年代后期出生靠近70年代的纳雍诗人其实都是自力更生,独立写作,发表,这似乎也相当于单兵作战,自生自灭。换言之,纳雍诗歌相对更个体化,民间化。

但是,这倒也形成纳雍诗歌的一种特色,即一个诗人就相当一个阵地,这种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空空师兄亦曾总结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纳雍涌现出了大批民间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甚至粮食局职工也主办有文学社和刊物。昨天也听王明贵师兄回顾了那个蜡纸加钢板的诗歌传播的油印时代。这和今天手机屏幕传播,真是恍若隔世。

从四川,河北,安徽等地可以看到,媒介的有无多少对于诗歌生态的良性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广东的无数民刊更是促进了当地诗歌持续不断的热烈气场。缩小看,其实这种对纳雍诗歌起着积极作用的阵地现象及其作用是持续存在的,比如周西篱与《花溪》,王家洋的《大开发》《诗人生活》和《当代教育》,以及后期郭勇的一些公益行为,李枝能、李厚安、王晋、颜若水的编辑与评介等等。有意思的是,更年轻的纳雍诗人也有不少如蒋能、杨刚、汪常、左安军等也在进行着诗歌阵地的建设,他们办理民刊或自主媒体,与微信时空及时挂钩,或进行相关编著出版这种现象,大约算是纳雍诗歌小传统了。

这里引发出的问题是,写作虽然不是其实也不可能是打包捆绑推销,但合力、传播与支持又是必要的。如果没有传播、出版、翻译这些助力,莫言怎么去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传播或许也就没有文化文学,对此相信大家如今已有共识。

从诗人年龄或代际划分来看,纳雍诗歌现象是一种“杠铃形态”,60后,80后相对突起。文学边缘化导致诗歌70后欠缺,这不只是纳雍,也不只是毕节市而是整个贵州省的都存在的现象。而80后从生理年龄看,最大的37岁,最小的20岁,他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质量,写作环境都面临更多的可能的问题,更新的变化,如今,是一个全球全国化数字化的大传播时代,年轻一代的写作空间与环境相对更广阔,但其实又更狭窄,所以帮助与互相帮助是为重要。

帮助与互相帮助是外在的力量,诗人写作终归是个体行为,这方面,纳雍诗人给我们树立了一种榜样印象,笼统说,他们是一支队伍,具体看,又是一个个实在、朴素、认真和成绩不断的个人,时光正在证明这些骨头或说石头的存在。

——我这里的关键意思是,纳雍诗歌现象,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星罗棋布成为一个新老交替的整体,一方面以点带面呈现出各有特色的个体。它拥有生生不息的可持续性。纳雍诗人不仅是写作实践者还是贵州诗歌的重要经营者传播者。

 

三、定位与“换位”

 

看昨天,至少就从贵州省看,从县级、或从地州市地理板块比对来看,纳雍60后诗歌群体至少是贵州同龄诗歌队伍的不可缺漏的并且是“凸状”组成部分。

看今天,纳雍80后诗歌则进一步刷新或说至少更新着贵州诗歌史。

我对贵州,以及全国的80后或说年轻群体的诗歌相当时期的观察和体会,对毕节,对纳雍也有相当了解,在今天,他们的名字大家已很熟悉或正逐步熟知,比如贵州80后里第一个参加《诗刊》“青春诗会”的徐源,比如朱永富,蒋能,更年轻的陈再雄、鲁海等的进取姿态亦可圈可点。

如果说,陈绍陟、西篱、空空等60后诗歌人不仅是纳雍诗歌的旗帜和标杆,也是贵州诗歌甚至是中国诗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年轻的徐源、朱永富们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呢?

这里引发的联想是,在“诗乡”这个概念基础上,我们对于一个县,一个地方,对于纳雍诗歌现象及其未来,是否有再命名再定义再定位的必要?

命名方面:诗歌已然是纳雍的名片。众所周知,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一个地方在时光里的位置,最终体现于文化印象。这也是最持久也最生命力的,其实从官方角度而言,它也是一种能加重外宣份量、含金量的东西。而如何命名如何不断充实这个命名,当然需要本土诗人集思广益。

绥阳县被称为“诗县”。相比之下,从时序上纳雍就得被动地称为“第二诗县”,表面看失去了诗歌品牌树立的黄金期,其实并未失去。今天高朋满座也表明新的开始新的热情新的投入。命名也相当于定义定位,事实上,每一个上进的不懒惰和不只是玩玩而已的诗人,通常是一个能够自我提醒,善于比较的智者,他不会一成都不变。因为,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样写,是明智的写作者永远必须面对的持续的问题。

刚才说到绥阳县后来相对地慢下速度,原因是什么?纳雍可以借鉴什么?

我们的诗歌写作是否存在着价值观念、审美判断、语言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是否过度贴紧自然地理、过于依附传统趣味,形式表达是否存在群体性复制,是否陷入一种安全性写作习惯——特别是那种相对安全、保险,很把稳,看起来很像诗,外表显得主流,接地气等的文字。怎么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诗歌是一种偏心的存在,这种东西是往往是需要偏见、偏爱,需要适当的极端与冒险。而时间其实一直就在暗暗等着这个。

那么再以此类推,纳雍的80后,90后,可以向5060后前辈借鉴什么?又怎么向全国同龄诗者进行比较学习?

定位与“换位”有时想想是必要的;对于数量庞大的纳雍诗群,甚至是乌蒙诗群,贵州诗群,强调“换位”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它表明知识(不只是诗歌知识)更新的自觉,包括对诗歌、对精神及精神环境的个人性理解的更新;第二层面则是如何应对文学环境的变化。如今诗歌文化普及及传播环境已与往迥异,信息传播的汲取其实也能使精神世界的更新更改不断成为可能。和以往的60后、甚至是70后必须被动地、稀少地通过传统读物、传统纸质刊物获得的文学知识信息的情况已然不同,8090后基本和网络一起长大的,网络传播环境对写作的影响复杂而丰富。

网络环境相对改变了地理环境限制,改善了诗歌创作、功能、流通和评介的一些曾经的瓶颈问题。网络环境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变化,今天的乌蒙依然磅礴,纳雍却再也不是昨天的山那边的大兔场,经济基础及其之上的交通、文教卫生、通讯等已往大不同,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给当下的诗歌写作提出了诸多新的可能也是挑战,同进也很有利于诗歌与诗人的“新生”。

这个新,也是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经验的整理建立;从纳雍诗歌里,我也看到,大家可能过度流连于传统农业社会图景,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触摸以及与农业文明的比较似乎还很少见,这会影响语言拓展运用与抒情向度的多样,少现代感,观念单调。

当年,纳雍60诗歌前辈们勇于冒险、进击,今天今后的80后,90后诗人更该在坚持地方化的同时,延续纳雍诗歌传统的同时,把自己放进具体的环境与现时的生活中,加注反思与追问,既善存多样多姿的过往,又能照亮多彩多变的现时。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寻根与精神自我整理。

——我这里的关键意思是从沙滩文化,到绥阳诗歌,到纳雍与乌蒙地区甚至整个乌江流域,整个贵州高原的80后,90后,该怎么来接下这个新的接力棒,如何维持写作的保质保量和持续性?

 

四、关于夜郎自大与自小

现在我想强调一下。我的发言基本没有用“黔西北”三个字。前年在黔西县的一个诗会上我也说过,行政区区划相对是容易变动的,贵州建省前,遵义曾经属于过四川,贵州中西部也曾归于南诏大理和云南,现在的贵州东部曾局部归于湖广。相对而言,无论行政区划如何人为地变动,地名,以及作为自然地标的乌蒙山、乌江、大娄山,珠江都不会轻易变动,山水是永恒的。正如我们说到山东,印象是孔孟之乡,是黄河泰山,提到湖南,是洞庭湖,湘江衡山。

虽然诗歌不一定需要这种方位来标注,但肯定又离不了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每个人都有标签。如果我们反复用“黔西北”来说明这一大地块的诗歌,潜意识里已先把自己进行了限制。难道一个诗人在北京生活了,就可以叫中国诗人?其他的都是外省诗人?不是吧。古今中外的诗人文豪们,也不见得都必须生活在莫斯科、华盛顿。

说黔西北,意味着有一个中心对照,这个中心是贵阳吗?贵阳的诗人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呢?他们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吗?北京诗人就是北京人吗?说到大西南,也有一个中原的对照。我觉得这是一种体制化思维。或者只是一种中国式习惯。

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网络时空,夜郎自大不好,夜郎自小也不好。如果我们始终在场,我们本身就是中心,我们这儿对于别外的眼睛也是“远方”。我们应该拥有这种自主性。

那么,是不是可以至少地——先这样理解,纳雍诗歌就是乌蒙诗歌,我倒以为,用乌蒙诗群、乌蒙诗歌来代替黔西北会更形象、具体,也更长期性。乌江上游也更妥贴。其实我们今天谈纳雍,也是在谈毕节,谈乌蒙地区,甚至是谈贵阳,谈贵州。

而我们谈纳雍诗歌其实不就是纳雍县的诗歌,它也是毕节诗歌,也是贵州诗歌,当然也是中国诗歌?其实就是的。所以我们可以更自信些。能不用时不必再用“黔西北”来把它框死。

而我们谈纳雍诗歌,其实应该是指纳雍诗人的诗歌作品,而不仅仅是关于纳雍这个地方的诗歌作品。意思也就是,至少现在不是以后也应该是——三个意思:当我们提到纳雍,意味着,它是一个地名,它让人们自然地联系、联想到诗歌,其实这个自然而然的联系早已存在了。

其次是,说纳雍诗人,只是表明诗人作者与一个地方的血缘关系,地理联系,以及相关记忆。这是一种相对论。如果诗人空空去北京,在北京生活,人们似乎不会称呼他为纳雍诗人吧。

第三是,诗歌可以偏爱纳雍,喜欢乌蒙与乌江,但最好的印象是,可以有纳雍诗人,但不必强调“纳雍诗歌”这个概念,比如徐源可以称为纳雍的诗人,但徐源的诗歌,就是诗歌,从年龄划分是中国80后的,是贵州,也是中国的,而不只是纳雍的。

——我这里的关键意思是——在以后的研究视角上,可以将“纳雍诗人”概念与“纳雍诗歌”适当分割和重新考虑;同样的道理,对于织金对于黔西也是如此。也就是要先“去黔西北”。可以不强调“黔西北”这类相对较小和保守的体制化概念。

 

我串连一下我发言的主要意思——

1、在多方合力下,与时俱进的纳雍诗歌现象再度引起关注,但,它,一个众所周知的谜!从这个类似的留有悬念的说法,本身也是有诗意的。

2纳雍诗歌现象,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星罗棋布成为一个新老交替的整体,一方面以点带面呈现出各有特色的个体。纳雍诗人不仅是写作实践者还是贵州诗歌的重要经营者传播者。

3、在贵州高原,从沙滩文化,到绥阳诗歌,到纳雍与乌蒙地区甚至整个乌江流域的诗歌情况看,纳雍以及全省的80后,90后,该怎么来接下这个新的接力棒,如何维持写作的保质保量和持续性?

4一大批纳雍诗人歌者,垫高了地方文化史,充实了贵州诗歌史。它将以后的区域诗歌史、新传播时代一半里关于诗歌与诗人的重要研析对象。 

 

纳雍诗歌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繁荣与稳定的阶段,空空在一个总结里说到,“三十年来,纳雍诗歌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旅程——经历过挣扎与突围、开拓与奋进,经历过泪水与欢笑、痛苦与狂喜,也经历过沉寂与辉煌”。

其实,这也是中国,也是贵州诗歌的历程。从我自己的写作实践,深有同感,深深地理解!

今天的发言因时间关系暂未涉及具体的文本分析。今天,是乌蒙故地第一次正式令我来参与这样的交流活动。感谢。

  最后,让我向一代代不断努力和辛勤耕耘的纳雍诗人,向整个乌蒙诗群,向所有的贵州诗人表示由衷的敬意。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赵卫峰系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诗人阵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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